【致敬警察节③】“地铁民警”邓金正：守正进取 忠诚为民

程序内的伦理并不是指要求在法律程序中做合乎普通伦理道德的事。

程序的这些基本矛盾总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因而在程序制度运行中成为既相互关联又相互排斥的对立关系。  结语 正是因为程序存在内在与外在的两个序列的价值标准，所以法律程序存在着上述四对基本矛盾。

笔者认为，这的确是事实，但把它归结为是法官在职业化过程中不重视自己行为和性格方面的修养，似乎并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这两部分的内容就是人们对法律程序所产生的结果的正确性的判断标准。参见前引[3]，王亚新文，第16页。他说，现代的刑事程序吸取了纠问程序中国家、官方对犯罪追诉的原则（职权原则），同时又保留了中世纪的无告诉即无法官原则（自诉原则）[45]。前者只会强调程序的外在价值，而后者却会关注程序的内在价值。

所以，程序作为手段其实不只相对于实体目标，还相对于程序本身的内在目标。在中国本土，职权主义与当事者主义这一对矛盾表现得有一些特殊性，由于中国古代的诉讼是从政府下达的上下关系，而不是为了无所偏袒地解决私人间的纠纷[57] ，中国今天的司法实践告诉我们，我们对于当事人主义的深刻意义总是持排斥态度例如，《澳门组织章程》规定立法会由17名议员组成，其中直选和间选各6名，另外5名由总督委任，但在实践中，土生葡人基本上操控了立法会直选的全部议席和间选的部分议席，华人居民参与立法会活动的主要是通过间接选举和极其有限的总督委任。

港澳居民所享有的权利与自由和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简单画上等号。首先，两者的主体不同。（9）《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在欧洲的中世纪，城市自治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我国宪法规定了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3）不过，对于高度自治权为什么是权力而不是权利，并未进行讨论。

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利是一个集体的概念，是指特别行政区作为一个地方团体自行选择、自主决定、自我管理有关事项、排除外部干涉的资格和自由。(17)英国议会1998年通过的《苏格兰法案》，对苏格兰议会的组织程序和立法权限做出了详细的规定，相当于苏格兰自治的宪法。权利与权力的不同界定和划分表面上是一个形而上的学理问题，但是对不同的结论进行演绎推导将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是权力，那么就意味着它的行使有严格的主体、明确的范围、既定的程序，要受到上级的监督和限制。综上所述，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它来自中央的授权，将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归于一项权利的主张扭曲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混淆了特别行政区权力的来源。

(3)民主集中制地方政府：在地方存在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的、代表当地居民意愿的代议机关，并由代议机关选举产生行政机关。(18)参见陈嘉陵主编：《各国地方政府比较研究》，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6页。……它不同于联邦制国家成员国(州)享有的权力。(22)参见李飞：《循序渐进推进民主是港人高度共识》，载全国人大常委会港澳基本法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央有关部门发言人及负责人关于基本法问题的谈话和演讲》，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两部基本法的第12条都规定，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16) 英国具有悠久的地方自治传统，但自治以尊重议会至上的原则为前提。

能不能将特别行政区居民的权利和自由归纳、上升为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利呢？从以下几个方面看，两者存在明显的区别。  摘要: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在制度设计背景、历史传统、权力内容和行使方式等方面具有其特殊性，不应从西方国家地方自治的角度解读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并将其归结为一种权利。

除了两局议员外，总督有委派法官和太平绅士的权力，有权对政府公务员进行纪律处分甚至解除其公职。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对两个特区依法享有10个方面的宪制权力，有权处理国防、外交、释法、任命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等事务。在地方自治作为基本权利的主张下，地方自治是地方团体所固有的、本源的权利，通过宪法加以确认，中央政府不能加以干涉。(19)参见熊文钊：《大国地方——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宪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2页。(14)参见[日]芦部信喜：《宪法》，林来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页。两部基本法的第2条又均规定，全国人大授权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二是从特别行政区居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出发，论证高度自治权的权利属性。最后，两者所体现的法律关系不同。

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则来自中央的授权，受到中央的监督。吴邦国委员长在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10周年的座谈会上强调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授权。

城市、社区是人们生活的基础，这为地方自治奠定了基础。(27)同前注（3），陈弘毅等编，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15页。

(20)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地方自治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的主张得到了司法判例的支持。（6） 以上关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性质不同看法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它是一项权力还是权利的问题上。(3)行使的要求不同：权力来自议会或法律的授予，不能放弃、随意转让，也不得滥用。两部基本法所规定的高度自治权不是一个笼统模糊的概念，而是具有特定的内容。

传统的地方自治理论主要以英美法系的固有说和大陆法系的转让说为代表。我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香港固有的，而是中央授予的，从这个角度讲，基本法是一部授权法律。

直至1991年才由第一次立法会直选选出部分议员。居民的权利和自由体现的是个人与政府的关系，而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利反映的是国家权力控制与地方团体自治的关系，两者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

《宪法》第3条第4款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对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性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欧洲的历史发展来看，城市的历史比民族国家的历史更为悠久。此外，即便是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也主要由葡萄牙人所控制，华人无缘置喙。比如，《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30条规定了澳门居民享有个人的名誉权、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隐私权。地方政府是一个自治团体，具有独立法人的地位。

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是，如何理解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性质？它是一项中央政府授予的权力还是由基本法确认和保障的固有权利？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是造成许多纷争的原因，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从我国国情和港澳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创造性地回答了国家对港澳恢复行使主权后采取什么方式进行管理的重大课题，既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这些商业城市在与欧洲封建领主的斗争中，逐步获得了城市自治权，一般是由封建领主向城市颁发特许状，保障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的自由和特权，包括市民的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取消城市向封建主交纳的赋税以及城市拥有独立的司法权等内容。(28)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也出现了极少数人鼓吹港独的不和谐声音，参见青衫：《决不能听任港独泛滥》，《世界报》2012年11月7日第2版。

而权利的实现需要其他主体的作为和配合，如果受到侵犯，可以寻求法律的救济。1783年4月4日葡萄牙女王发布《王室制诰》后，议事会逐渐失去其大部分权力，而作为葡萄牙国家代表的澳门总督的权力则不断扩充膨胀。